《杜郎口旋风》第二章
崔校长的一天
在一份学校简历上我们看到了对崔其升校长的介绍：
“崔其升，男，1962年11月出生。1981年7月中师毕业参加教育工作，在杜郎口镇任小学教师，1982年7月至1985年3月在杜郎口中学任教师，1985年3月至1987年1月在聊城教育学院离职进修中文，1987年1月至1997年4月历任杜郎口联合校业务辅导员、会计、业务校长。1997年4月至今任杜郎口中学校长。”
正是他任校长的9年，让一所濒临撤并的“双差”校焕发出勃勃生机。2005年11月12日，山东省农村中学教育教学现场会在杜郎口中学隆重召开，崔其升也成为全省的教改典型。崔其升带领全校师生实施主体教育、回归教育，打破了教师讲、学生听，教师主宰课堂、学生是知识“灌装桶”的传统授课模式。
记者在采访中曾记录下他某一天的工作日志：
早晨5∶15起床，然后去校园里转一圈（学生是5∶50起床，6∶00上操）；8∶00准时召开全体教师参加的“对头会”，对前一天下午老师课堂以及晚上孩子休息的情况进行反馈；会后的一上午，与来自黑龙江、河北、山东德州、兖州的参观团进行座谈、合影，中间穿插记者的采访，一直到中午12∶30才顾得上就餐；下午1∶50召开又一个全体老师的碰头会，反馈汇集上午的情况，主要是教师上课情况的反馈；会后有厂家来学校与他商谈换黑板的事，之后和几个课堂有问题的老师逐一交流，其间县、市教育局各来人，他一直上楼下楼，奔忙不已；晚6∶30，在妻子高老师的督促下回家吃饭，又顺路去几间教室看了看；6∶55，匆匆回到学校；晚7∶00至9∶00给兖州一中老师做讲座；晚9∶00至凌晨1∶00陪我们到酒店接受采访；凌晨1∶00回学校准备图书招标会的资料……
这样的工作强度足以让一般人咋舌，何况崔其升患有严重的糖尿病，按常理，尤其应当注意休养的。在采访中，我常常讶异于他超人的精力，日复一日，焚膏继晷，这个总是谦和地微笑着的汉子到底哪里来的那么大的劲头？
而据崔校长的爱人高俊英老师讲，打从认识他起，他身上就有这么股子犟劲了。
当年他毕业，还不到20岁，分配到镇小学教书，没黑没白地干了一年，愣是把成绩弄了个全县统考的第一名，当时好多学校的校长到处打听，他们纳闷这个叫崔其升的“老教师”咋以前从没听说过？很多人根本不相信这个初出茅庐的小老师，一年内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凭着出色的工作成绩，仅仅一年，他就入了党，并被评为地区模范教师，接着又被“提拔”到中学。那时县里取消了统考，而是采取学校间对调试卷的方式来考核成绩，崔其升再次崭露头角，所带班级成绩名列前茅。县里表彰他，发了一台收音机，高老师说自己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收音机还很稀罕，的确是件不错的家用电器了。再后来，他去联合校干辅导员，主要负责全乡镇老师的业务辅导。夏天时他穿着小背心给老师们上课，父亲有事去教室里找他，见他汗流浃背、痴痴迷迷的样子，心疼不已。
那时候没有教材，每次他都是凭记忆一黑板一黑板地默写下来，准确到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差。在他的学生中有个姓武的民办教师，年纪很大了，基础不好，常被同行嘲弄。崔其升不厌其烦地一遍遍给武老师做示范，这位老教师感动得扑通就给他跪下了，弄得他手足无措。全乡镇老师的课崔其升都跑去听，而且不止一遍地听，以便有针对性地给老师们做出指导。由于他辅导成绩突出，临近孙桥公社的老师也悄悄跑来参加他的培训。
人们评价崔其升，说他首先是个负责任的人，相对工作而言，他的命不重要，他要求的事不许干不好，否则他不会饶过自己。而他与杜郎口难舍难分的缘分——从小学到中学，从教师到校长——也全系于了他的这股“犟劲”。
崔其升兄弟三个，两个在外地工作，只有他留在父母身边。老人住在农村，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可他没时间回去，唯有常打电话问候。
父母早几年还一直侍弄着地，每逢收割时节，他总惦念着能给父母帮帮忙，父亲很明事理，对他说：“你忙正事要紧，哪怕都毁在地里，也绝对不能耽误工作……”
父亲心疼他，知道他有严重的糖尿病，就包了包子，步行几里地，悄悄送到他家里，人也不见，撂到厨房里就走，至今高老师提起来都掉眼泪。老人家总是包上两样，一样给儿媳妇，一样给儿子，儿子那份是杂面的。
他想回去看老人了，每次都提前打好电话，晚上学校放了学匆匆过去。到家时老人早把饭准备好了，进门坐下就吃，说几句话也都是在饭桌上，吃完立马就走。父母颤巍巍送出去老远，直到夜色模糊了他的影子，才遥遥地再大声嘱咐一句：“当心身子！”他也遥遥地应一声：“您也当心身子。”那声音哽咽得湿漉漉的。
70多岁的人，哪有不生病的，父母即便有病，也从不给他打招呼，怕给他添了心思，影响了他的工作，能挨的就咬着牙挨。
母亲有一次实在挨不过去了，指望去他家养病。这是他结婚这些年来，母亲在他家住过的唯一一次。母亲躺在床上，看他和妻子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老人家心疼地流着泪，央求他们送她去医院得了。送母亲去医院的路上，老人家看他心里难过，一个劲地宽慰他，而他却忍不住，孩子一般地哭了。
崔校长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女孩，现已是宝鸡文理学院的大学生了，老二正上高二。以前乡镇没有幼儿园，老大6岁就跟着上一年级，她当的是“编外”学生，成绩好坏不在老师的教学成绩考评之列，人家才勉强愿意收下的。孩子百无聊赖，就玩自己的指节，竟也一天天练出了特殊的“本领”，一直到现在，她满把的手指节，想弄哪个响哪个就响。老二在杜郎口上初中时一直担任班长，他还给父母立下“规矩”，谁也不能说出他是校长的儿子。校长爸爸告诉他，校长的儿子就得搞“特殊”：脏活抢在前，好事躲在后。
唯一让老崔感到欣慰的是，虽然没时间照顾孩子，但孩子都很争气。
孩子们小的时候不懂事，原来对父母有意见，看见爸妈对学生比对自己还好，就伤心得直哭，年龄大了自然理解了爸妈，他们为有这样的爸妈骄傲。
谋事者就得苦其心志
有人戏称崔其升的教学改革是经历了“八年抗战”。然而，如果从1997年4月28日崔其升担任杜郎口中学校长那天开始算起，到现在，已经九个多年头了。
九年，弹指一挥间，而对于崔其升这个血性男儿来说，却是“九年辛苦不寻常”啊！
其间的艰辛和磨难，喜悦和期望，委屈和无奈，汗水和泪水，坚守和抗争，都纷扬为生命里的一道风景，伴随杜郎口中学的成长，一起镶嵌进他铮铮鸣响的风骨里，成为他人生不屈的荣耀。
他倔强的背影是一座碑！
他躬身前行的姿势是一个雕塑！
就像臧克家笔下的那匹老马，“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从他做校长的那天起，他羸弱的肩头上就挑着两副担子：一根挑着学生，一根挑着教师。扁担头上跳跃着的那轮朝阳，是他一生从未沦落的信念，而脚下的大地，散发着青草和泥土的芬芳，那条曲曲折折叠满他脚印的路，从办公室通往课堂，是他一生没有尽头的实践。
有人开玩笑地说：想找崔其升很容易，假如他不在办公室，就一定在课堂里，或者行走在从家到学校的路上，而他的家就一直安在学校里。
1997年4月28日。一大早。
风，带着淡淡的甘洌，从油绿的田野里轻轻地漫进来，整个校园流溢着春天的诗意。校园外通往田间的小路上，是早起伺田的农人，他们赶着牲口，逶迤行走，咿呀吆喝着，春天挥扬着田园的恬淡。而崔其升却怀着一种难以言表的复杂心情走进了春天里。
杜郎口中学会因为他的到来，而迎来春天吗？
这天下午，他召开了上任之后的第一次全体教职工会议。
推开会议室所有的窗子，满屋显得亮堂堂的。没有什么俗套的寒暄，没有什么客气的表白，而是单刀直入，他是个实实在在想干事的人。那心底的话，一经打开闸门，就带着赤诚，汩汩流淌：
“上级领导安排我由联合校到这里来工作，与其说是让我到中学来当校长，倒不如说到这里来当个‘废头’。我们学校的现实情况大家都心知肚明，不用我多唆。
我也是我们杜郎口土生土长的，我就看不惯这些年来我们杜郎口的孩子连家门口都走不出去，一个个被荒废。我就是想改变这个现状。老百姓把自己的希望交付在我们手上，我们就应该担负起这个责任，否则，我们就对不起老少爷们，也愧对自己的良心！
我在工作中，可能要批评人也会处罚人，也许走到校门外，就有可能会被人砸死！果真如此，那也是命中注定！
我也已经嘱咐好家人，一旦出现这样的事情，家属不要埋怨任何人。我做校长，如果犯了罪有公安局来逮捕我，但是，工作人员如果出现问题，在我没有完蛋之前，先要按照规章制度制裁处理……”
不幸被他言中。上任第三天，就有人在他的家门口用砖头压上了恐吓信：“就你逞能？如果妄动，后果自负！”
孩子们最先看到了这封滴沥着红漆的“信”，那大大的醒目叹号像一把利剑，刺破了少年的惊恐，他们一路呼喊着“爸爸、爸爸”，飞奔到崔其升的办公室里。高老师也闻讯过来了，煞白着脸问他写些什么。他笑笑，团了纸，塞进口袋里，轻描淡写地说：“没啥，就是提些建议而已。”他想就这样把事情搪塞过去。高老师满心狐疑，有意无意地提醒他注意些。崔其升坦然地笑笑，宽慰爱人，又抚摸着孩子的头说：“没事，由它去吧！”他特意嘱咐家人，这件事谁也不许声张，就当没事一样。
可刚过了两个多月，学校又出事了，那天正好是在暑假中，一个老师为了争取县里的优秀教师指标，闯进教务处，逼迫着教务处给他更改考评分数。教务主任不答应，他二话没说，只一拳就把教务主任的眼睛打得一团青紫，啥也看不见了。
崔其升气得浑身哆嗦，他下定决心：要治校，先治乱。
他果断决定，严肃处理！
他说，假如连这种闻所未闻的事都不敢处理，那还谈什么张扬正气？消息传出，四面八方的说情者上门了，劝崔其升没必要那么认真，让打人者认个错、赔个礼就算了吧，干吗这么绝？
崔其升不为所动，仍坚持学校的处理意见：打人者，落聘！
1997年的冬天，一位老师要为自己的孩子争取一个评选“优生”的名额。按照学校有关规定，评选优生的重要条件之一是考试成绩必须在前30名之内，而这位老师的孩子考试成绩是第35名。崔其升当然不答应。可出人意料的是，这位老师竟泼妇一般，敲着脸盆绕学校三圈，无中生有，污言秽语，在学校里产生了极坏的影响。崔其升去县里开会回来，听说了这件事，马上召集全校开会，他大吼道：做出这种行为的人怎能为人师表？
他当即决定处理，而处理结果仍然只有一个——落聘。
某天半夜三点多钟，万籁俱寂，许多人都在熟睡，崔其升突然听到嘭的一声响，接着就是自家窗玻璃稀里哗啦的声音，原来有人朝房顶上丢了一块大石头，那石头顺着屋脊滚下来，又被某种东西弹落到窗台上，一家人都惊醒了，孩子吓得再也不敢睡。
不久，学校附近的电线杆子上贴满了小字报，控告崔其升经济上贪污，作风上有问题，并详细罗列了他的“十大罪状”。
教育局和检察院的人来查了，并且一星期里连着来了两次，人家认真地查来查去，反而客观地还给了他一个清白。这让崔其升有些哭笑不得，他甚至委屈地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半夜里躲起来痛哭，他趴在桌子上悲愤地写道：“难道工作也有罪吗？”
好在一切都过去了，他想，不是人们都说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吗，或许他的“彩虹”就绚烂在不远的前方等待着他。
课堂查体发现“癌变”
转眼就是一年。励精图治、雄心万丈的崔其升到头却发现，虽然学校的管理上去了，可课堂教学却几乎没什么变化。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甚至略微觉得沮丧，他一遍遍地想：付出该有回报，为什么杜郎口中学离自己的期望那么遥远，甚至是遥不可望？
一定是某个重要环节出了问题。
但这问题到底是什么，又出在哪里？
他开始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心事重重，一个人整天孤独地在校园里踯躅，他甚至问遍了校园里的每一棵树、每一茎草，饥饿的眼睛不放过任何角落。
通往操场的道路是一条红砖铺砌的小径，弯弯曲曲，直通远方，他盯着每一道砖缝入神地看，直到眼眶里开满了泪花。
高老师不放心他，一到吃饭的点，就尾随着他，或者四处忙着找他，她找他就一个目的，督促他做最简单的事——吃饭。
他不情愿地跟她回去，可坐在饭桌上，三下五除二，不消十分钟，撂了碗筷就走，任谁喊也不回头。家里人担心他不是多余的，就从查出他患了糖尿病，这阵子已经严重到几个加号了，每天下了班，就一下瘫在床上，浑身绵软得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两个孩子看着爸爸心疼，他们给爸爸端了水，替他洗脚，并帮助他按摩腿部，他才能勉强睡得着。可天不明，却又精神抖擞地爬起来跑了，似乎压根儿就没病似的。
一连很多天，他除了独自发呆外，就是拎着个板凳，四下里听课，他说这叫给课堂“体检”。
然后他分头和老师、学生交谈。通过细致的课堂“查体”，他的眉头慢慢皱起来了，他发现了几乎令他感到窒息的严重问题，长期困扰他的疑虑一下子在课堂里找到了他想要的答案，问题就出在这里！
这就是自己想要的结果吗？他一遍遍地问自己。假如是一般的问题还不值得恐慌，可问题是……他又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初步结论——杜郎口的课堂已病入膏肓。
后来他曾经打了个很形象的比喻：表面看那时杜郎口的课堂死气沉沉，貌似患的是轻微的“皮肤病”，涂涂抹抹就行，可真从深层次上考究起来，那课堂病可是“癌症晚期”！
癌症晚期？！
他带着问题再一次“查体”，望、闻、问、切，所有这些进一步印证了他的“诊断”。
就总体而言，由于整个教师队伍素质水平相对较低，个体之间良莠参差，虽课堂45分钟滔滔不绝口沫横飞，却因忽视了学生的主体地位，忽视了人的本质特征和成长需求，学生没有渴求上进的欲望，缺乏主动学习的动力，浑浑噩噩，熬天混日的现象严重，更遑论探究发现、合作交流的意识，个性张扬与全面发展只能是纸上谈兵，掩耳盗铃，自欺欺人。
课堂呈现的总体状况仍然是教师讲、学生听，一言堂、满堂灌的传统课堂模式。教师是课堂的主宰者，学生是被动的接受者；教师完全是按事先设计好的教案，在单位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这样的教学好比是种田撒种，只管把种子撒到田里，哪管什么温度、湿度、土壤结构、科学施肥，学生俨然是教学的道具；课堂上奉行的是猛灌，课下坚持的是逼压，题海战术、疲劳战术，再加上体罚，学生不过是学习的机器。
而学生的学习状况表现之差更是出乎他的意料，初中三个年级几乎每个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学生跟不上教学进度，学生厌学思想严重，以至于许多成绩差的学生相继辍学。
一切问题的症状都在于束缚了孩子，而要让课堂真正活起来，非废除这样的课堂，推倒重来不行！这样的想法连他自己都吓了一大跳。
推倒？——怎么推？！重来？——又怎样来？！
要么坐以待毙，要么绝处逢生。
首先必须控制“病情”，进而消除“癌变”！
他决定向“癌细胞”弥漫的课堂动手。
他要给课堂动一次大手术。
他给他的“手术方案”取名叫——解放孩子！
为了深入佐证他的判断，给自己的改革找到最现实的最充分的理由，他开始更深入地研究课堂教学，除了把自己在课堂上，他还定期亲自去授课。中学的那些课程，除了英语，他都教过，不仅教，还给老师们上公开课。他不但自己听课，还要求校级、中层、年级组长全部深入课堂，一个都不能少，规定这三部分人员每周听课数量不应少于3、5、7节。
他甚至创造过一整天穿插听课20节的记录，而这九年，他哪一年听课都在1000节以上！
他听课很仔细，认真到事无巨细的程度，从教师备课时对教材的理解，到教师对问题分析的深度广度，再到课堂的扩展延伸；从学生的课堂接受程度，到学生回答问题的神态和语速，再到学生作业的完成情况以及对老师的情感反映，他都要认真仔细地记录。甚至是学生们偶然困惑的眼神，一个不经意的动作，他也要及时地捕捉，不容有丝毫的遗漏。
为了及时反馈课堂教学信息，他一方面及时和有关老师单独沟通交流，另一方面又规定：每周至少召开一次课堂教学情况分析会，把本周内发现的诸方面课堂教学问题，向全体老师一一摆明，并且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崔其升对全校教师每个人的授课情况都了如指掌，包括教学态度、教学方法、与学生的亲密度、受学生的欢迎程度、讲课的主要特长与存在的不足等。
他的结论只有一个——改革！
他的决心只有一个——解放孩子，还课堂给孩子，让孩子们做自己课堂的主人。
不改革仍会“癌变”，那么，等待着他们的依旧是死路一条。
改革意味着生，不改则意味着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求生。这道理很浅显，他在大会上说：就像当年的陈胜、吴广起义，不造反是死，造反也是死，与其等死，还不如杀出一条血路，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课改就是“教育长征”
要搞课堂改革谈何容易？
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和参照，没有专家的理论指导，一切所谓的改革都萌发自一个强烈而朴素的愿望——改变现状！
思考、交流、碰撞，甚至争论，会开了一个又一个，给领导班子开、给全体老师开、给学生们开，目的仍旧是一个——统一认识！
他们将要在这片土地上，靠着自力更生，走出一条布满荆棘、充满挑战的希望之路，这是怎样令人难以想象却又不得不深为钦敬的气魄和大勇？
这无异于一场艰苦卓绝的“教育长征”！
这个“长征”的主题是——为了教育。
这个“长征”意味着的是他们此后为之所付出的数年的艰辛、智慧、挫折和汗水，当然也有成功的欣喜和赢得的敬重。
改革，首先是教学观念的改革。
而改革的主体是人。
世上本没有路。路就在自己脚下。
崔校长说：我们不能糊里糊涂地办学，我们要明白我们培养的是人，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人，是和教师具有平等人格和尊严的人。
要正视每个学生的潜能，要承认他们的差异性和个性特征，要聆听其独特的内心世界和精神声音，要尊重其特有的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的习惯和方式，要让学生成为教育活动的主体，积极自主地进行认知、思维、总结，要让学生回归到人的本质特征上，要彻底摆脱单纯追求掌握课本知识的课堂教学，从分数的牢笼中将学生的生命活力解放出来，真正在课堂中确立学生生命的主体地位，使课堂成为提高学生社会生活能力、提高生命质量的操练场。
崔校长说：杜郎口的课堂，每一节课都要是不可重复的激情与智慧综合生成的过程，要洋溢着生命的气息，体现出教育对生命存在及其发展的人文关怀。
基于以上的认识，人家别的学校提教书育人，杜郎口偏提出“育人教书”。
把“教书育人”改为“育人教书”，表面上看不过是两个词的顺序颠倒，但内涵却是围绕“解放孩子”，明确了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
杜郎口中学一改过去课堂以优生为标尺的传统做法，提出向“弱势群体”（学习困难的学生）倾斜，让那些在生活或学习上总容易被忽视的学生，也感受到被关心的幸福。
崔校长说：我们杜郎口搞的就是——合乎人性的教育！
基于此，他们努力营造民主、快乐、宽容、和谐的课堂氛围，张扬学生的个性，鼓励学生敢想、敢问、敢说、敢做，尽情地释放自我，在学习中思考，在体验中感悟，在活动中升华。
崔校长认为，所谓“解放”，就是斩断束缚孩子手脚的那根无形绳索，还孩子以天性，给孩子以自由。
而要彻底解放学生，就必须转变教师的课堂观念，建立新的课堂评价体系，这是“解放”的关键，也是一切教育改革的前提。
围绕这个前提，崔其升带领教职工共同拟定出杜郎口中学第一份比较系统完整的《课堂评价标准》，触及到教师上课、备课、业务学习等几个方面，其主要内容如下：
上课要求：
1.课堂气氛：A.微笑授课；B.学生积极主动、情绪高涨、勇于自我表现。
2.活动形式：形式多样、情趣浓厚、寓教于乐；能体现学生动脑、动手、动耳、动口，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
3.学生活动量：学生活动35分钟以上（优），30分钟以上（良），29分钟以下（一般）；
4.教师基本功：A.板书条理，能把本节课的要点知识点归纳在黑板上，版面设计美观科学；B.讲普通话。
备课要求：杜绝抄袭教学参考及现成的教案，主要把上课的措施显现出来，体现学生的主体性，活动形式多样，反映出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
业务理论学习要求：笔记每周一篇，不准抄袭，要写上课的心得体会、经验总结，写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
为了改变传统课堂的面貌，为了使教师们掌握教改的内涵，《课堂评价标准》还特别提出了针对学生的课堂表现评价标准：“生龙活虎，欢呼雀跃，争问抢答，喜笑颜开”。
这一评价标准在一年之后又被修改为：“举手积极，声音洪亮。讨论热烈，辩论激烈。争问抢答，欢呼雀跃。多种角度，创新实践。笑逐颜开，热闹非凡。”并要求制作成红底白字的大横幅悬挂在各班教室正前方醒目的位置。
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个《课堂评价标准》的出台，标志着杜郎口中学课堂教学改革全面拉开了帷幕。
崔其升的“教育长征”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课堂改革的UFO：10+35模式
2000年7月，经过大胆课堂改革的杜郎口中学尝到了些许甜头。
这一年，他们在全县23所初中综合评价中位居中游，终于割掉了那根十年全县倒数的“尾巴”。大家都笑逐颜开，相互庆贺。
崔其升召集教职工开会说：大伙儿绝不能为了一丁点儿的进步沾沾自喜，要想脱胎换骨，必须宜将胜勇，加大课堂改革力度！
加大，还怎样再加？
崔校长面对疑问，启发大家：我们成绩的提升得益于课堂的改革，得益于解放学生，得益于把课堂还给学生。
他的三个“得益于”让老师们禁不住点头。
他接着说，要想彻底打翻身仗，就要来一次彻底的“颠覆”和“重建”！
大家都吃惊地张大嘴巴。
崔校长则继续说：过去的课堂改革不过是穷则思变逼出来的小打小闹似的修修补补，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杜郎口的根本问题还在于课堂，在于没有充分调动学生的课堂积极性和自主学习的热情！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杜郎口多年积重难返的一系列问题，就必须具有“敢为天下先”的果敢，大“破”才能大“立”，大“立”必须大“破”。
大破，还怎么破？
崔校长一字一句：“10+35！”
10+35，即一堂45分钟的课，10分钟属于教师，35分钟属于学生；10+35课堂模式，意味着把课堂主动权还给学生，意味着教师角色从根本上的转变。
10+35，要求教师要尽量减少知识性的语言陈述，或者说，教师应该完全不涉及对教材内容的陈述，活动时间不允许超过10分钟，其余时间放给学生，让学生参与。
从形式上看，似乎改革只是把一节课的时间重新分配了一下，可教学理念却有了一个质的变化，课堂中学生在明确了自己的学习任务后，在教学活动中必备的主观能动性、学习热情、学习动机、学习毅力、学习动力全由学生个人主宰，而教师所承担的任务是对教学的设计、组织，对学生的启发、引导、解疑、监控、调节、配合和评价，教师完全由主角变成了配角，由前台退居到了幕后。
一石激起千层浪。
这个大胆的改革决定一经公布，整个校园内立即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人人争相议论“10+35”，就像议论神秘的UFO。
有人困惑了，有人迷茫了，有人一头雾水。
“老师不讲，学生会吗？”
“如果老师不讲也行的话，那还用老师干吗？干脆让老师都下岗得了。”
“学生自己学，能搞明白哪些是重点？学校工作刚刚有了点起色，再考不好怎么办？”
“老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延续了几百上千年，还从来没有听说过老师可以不讲的道理。”
“我们在讲台上口干舌燥地讲解了半天，有时学生还听不明白，现在不让老师多讲，这不是胡闹吗？”
“我们农村的孩子，上学就为了考学，这样折腾，岂不是害了孩子，坑了家长，谁家的孩子上学容易？”
徐利老师是崔其升当年的学生，一向敬重崔校长的为人。一天，他在路上堵住崔校长，开门见山就问：“我觉得你现在实行的改革措施很难行得通，还是请你再考虑考虑。”其实崔校长知道，他想说的是这样搞是“胡搞”，老崔理解自己学生的心情，他是担心自己的老师演砸。
就连崔校长的爱人高俊英老师也觉得丈夫的改革过于冒险，有点离谱，让人难以适从。虽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英雄，可螃蟹这么个吃法也太匪夷所思了！为这事她赌气回家就跟他辩论，一对相知相爱十几年的恩爱夫妻，闹得脸红脖子粗。好多次，饭桌上融融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充满火药味，一顿饭变得食之无味。
他苦口婆心解释:“就当是死马当成活马医行不？”
她没好气地说：“你就有那本事？看人家都咋当校长的，就你一次次地瞎折腾！”
她说服不了他，干脆搬来了公公婆婆。老人家咂摸着儿子说的话，点着头说：“我不懂教学，但我知道干一件事，头撞山梁也得撑，要撑不住，干脆罢手不干。”
崔校长感激地看着老人，他听懂了那些话里的涵义。老人也知道儿子的脾气，只得劝了媳妇，饭也不吃告辞走了。
世上原本就缺乏真的勇士。
真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这句话是鲁迅说的。
真的勇士，哪怕前方是艰难险阻，脚下布满雷区，也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崔校长还是那句话，还是揣着那个谁也无法改变的信念：不改革，杜郎口就没有出路，改革是自救，也是绝地反击！
他认准了这个路子可行，那种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或者说他与生俱来的那股犟劲，令其毫无退缩，他决定要一路走下去，他要做个勇士。
他先找他的业务校长，摆事实，讲道理，谈思路，再加上描绘前景，人家动心了。
这个常被他称为“大局观”很强的女校长叫张代英，她看着崔校长一脸的焦急，表态说：“校长，我相信你，也支持你。干吧，出了问题我们集体承担。”
光有他两个人还不够，搞改革必须说服更多人支持，才可能保证改革的成功。他想既然很多人对改革有疑虑，行动远比语言更有说服力，他茅塞顿开，何不亲自示范，上一堂“10+35”的观摩课？
那天，他已记不清具体的日子了，总之，全校的老师都来了，甚至有些家长也闻讯赶来，看看他到底想怎么个上课法。
他不慌不忙地走进课堂，孩子们向他敬礼，他郑重还礼，隔了远远的距离，很多人都听见了他怦怦的心跳声！
果然是不同凡响！课，出乎意料的好，孩子们也很给校长面子，整堂课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仿佛自然天成，没有雕饰，更没有做作和生硬，那堂课最多的一个学生发言，竟然一下突破了20次！
他犹如一个高明的水手，驾驶着课堂的航船在旋涡和浪谷里，在波涛和湍流上，轻巧而优美地行驶，仿佛是随心所欲，一切都似乎信手拈来。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气定神闲，满耳的涛声就是风景。
就连曾经反对改革的，也不得不信服了，点头说：听这样的课简直是享受……
当然，仍免不了还有心存疑窦的人，他们当堂在他的课堂上测试，然而他们神奇地发现，几乎全班每一个孩子竟然都掌握了课堂要求。
他们瞪大眼睛惊呼——真的是UFO！
这样的UFO他还上过几次，每一次都取得了成功。
既然这样的课可行，那就这么定了。
一致通过——“10+35”！
一切显得又这么简单，似乎水到渠成。
崔其升终于笑了，尽管笑起来略显苦涩，那笑荡漾在他密密的皱纹河流里。高老师猛然抬头，才惊奇地发现，丈夫似乎是一夜之间白了鬓角。她的心里酸溜溜的，悄悄抹一把眼角的湿润，发现丈夫正目不转睛地看着她，那目光里盛满了柔情。适时，窗外的阳光透过玻璃窗子闪进来，满屋子全是浮游着的金黄，她霎时觉得暖融融的。
杜郎口中学从此在自己的“自救发展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10+35，要求多层面开展课堂推进，规定领导班子要上观摩课，骨干教师上示范课，普通教师上达标课，较弱的教师上过关课。
崔其升还多层次地对课堂把关，组织校领导班子搞“校委调度课”，对各学科不定时抽听课，以便了解掌握各学科的课改进展情况；学校每天都搞一堂“学科促进课”，促进教师的课堂成长；对较弱老师搞“督促课”，组织年级主任和学科带头人一起听课、会诊，加强指导；组织班主任的“坐班保底课”，杜郎口中学的班主任和其他地方的班主任不同，他们除了要管理本班外，还对本班的其他教师进行教学管理和业务考核；考评组组织的教师“考核课”，学校每学期至少两次对每个教师听课打分进行考核。
10+35的宗旨是围绕学生确立他们的课堂主体意识，为了保证不走样，学校对课堂教学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一、强化参与意识。课堂组织由原来的教师为主角、学生为配角，变成以“小主持人”为主、教师为辅的组织模式，他们不仅如此，还把本节课的学习目标、任务、知识点、重点、难点、考点以及解答、评价、批改、板书等也全部交由学生独立完成。课堂注重培养学生勇敢表现、主动积极的性格，取消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每一名学生的做法，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有发言权。杜郎口中学的课堂改革，重视学生的课堂参与率，为了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课堂教学中设计了花样繁多的评选，朗读秀、写作秀、小勇士、小闯将、常胜将军、创新健将、奇思妙想智多星等，旨在让每一个学生都动起来，尝试到参与和被赞赏的快乐。
二、感受学习的快乐。杜郎口中学把“激励、唤醒、鼓励”当做教师组织课堂的三大法宝。他们培养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营造生动活泼的课堂气氛，要求教师在课堂上要善于利用学生的好奇心，引导学生挖掘各科教材的兴趣点。在实践中，杜郎口中学的课堂教学手段新招迭出，他们归纳整理了诸如情感激励法、唤起注意法、自我发现法、讨论辨析法、竞赛评比法、小品表演法、分组结对法、擂台比武法等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掌握正确有效的学习方法。他们明确每个学生在课堂上必须做到五个字“读、思、问、议、评”。读：会读书。做到不多字，不丢字，不读错音，不破句，不断句，并且能准确表达语气和文意。思：会思考。边读书，边思考每一句话。问：对自己不理解的句子或词语会质疑。议：讨论时能说出自己的见解。评：会评价别人和自己的发言，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能够加以区别。
四、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学生“会听、勤思、敢说、善问”的习惯。会听：上课时专心听课，细心地听同学们的发言，边听边思，精力集中。勤思：积极思考提出的问题和同学们的解答情况，要在学习过程中边操作边思考，边观察边思考。敢说：上课要大胆发言，敢说话，敢大声说话，敢于反驳别人乃至老师的意见。善问：没听懂的内容和在练习反馈中遇到不会的问题，要善于问。
10+35课堂模式促进了教师工作重心的变革，比如他们以前备课琢磨的是教材、是教法。而现在精心研究的是学生、是学法。面对已经开放的学生，杜郎口中学教师面临的课堂挑战越来越大，需要潜心做的工作越来越多，否则，他们难免会随时遭遇被学生难倒的尴尬！
翻阅他们教师的教案，所记的都是预习课如何处理、反馈课如何补充，一条条、一项项备得很细。他们的教案普遍是“学生行为”写得多，而知识结构写得少，这就是杜郎口课堂改革带来的教学观念的变化。杜郎口中学十分重视集体备课，他们动员同学科全部教师共同备课，减少了许多重复劳动，提高了备课质量。他们摈弃了以前的那种老师各自为战，备课本年年写、年年抄、用完就扔、费力费时的备课传统，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化成长。
非常举措：0+45模式
很多时候都会是这样，有锐意创新，就一定会有墨守成规，这好比是一片树叶并存的两面，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的改革和创新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没有任何理论做依据，土法上马推出的“10+35”虽然针对性地解决了杜郎口中学课堂上普遍“目中无人”导致的学生厌学问题，但仍然有部分教师奉传统教学法为圭臬，暗里“对抗”改革。
崔其升偶尔发现一个奇怪而有趣的现象，个别老师竟和他演起了猫捉老鼠似的“迷藏”——既然不让明讲那就偷着讲，来检查的时候不讲，等检查的走了再接着讲；不让在讲台上讲，就在台下讲；怕别人发现就小声讲。
反正这些人认的就是自己的死理，抱着的是所谓的“传统”。
更有甚者，专门安排学生把着门口“放哨”，一旦发现“敌情”，立即向老师报告，等到“险情”解除，教室里立即旧态复萌，该讲的还讲。
他们振振有词，言之凿凿，说是对孩子负责，他们还讲一番道理：谁见过农民种地有故意把自己的庄稼种坏的？
火暴脾气的崔其升这回是真急了，他反驳说，假如这样“种地”好，就用不着调整农业结构，也用不着讲什么“科学种田”了，假如“种”的是些“瞎”种子，能长出好庄稼？
他意识到，假如不遏止这种苗头并任其蔓延下去，就会危及到杜郎口未来的改革，那后果不堪设想，矫枉必须过正，唯有置之死地，乱世重典，才有可能“逼”出希望。
越是想讲，我偏不让讲！他说，改革有时候更需要些“无厘头”，把事故意做“绝”未尝不是策略，他还说，看到那些老师非得偷偷摸摸地讲，恨不得给他们嘴上贴上封条。
他果真贴了“封条”，当即决定：下封口令！他明确要求课堂45分钟，教师一句话、一个字也不准讲，没有商量和通融的余地，谁讲就处理谁——经济罚款，停课两周。
他还更加“无理”地硬性规定：不准讲，还必须想方设法保证成绩，学校随时抽查课堂学习效果，谁的成绩下滑，等同处理！
哗！几乎所有人都站起来反对，不让“种地”怎产出粮食？
什么“0+45”，简直是胡闹，就算是没教过书、没上过学的农民，又有谁听说过上课不讲的？
既然课堂都“0”了，那还要老师干吗？
学生家长也说：不讲课还发工资弄啥？俺不种地不产粮食，教师不讲能结出好果子来？！
立时，雪片一样的控告信飞到县、市教育局里，领导也坐不住了，几次来学校找崔其升，崔其升疲于应付，苦口婆心地解释了一遍又一遍，领导见他态度坚决，放话说：既然你已经决定了，那行，成绩上见高低！
其实，领导自有领导的难处，他们即便心里支持，嘴上还要“安抚”老师。
山东兴蒙学校的胡美山校长，在评价杜郎口“0+45”的课堂改革时，用了八个字概括：颠覆、奇迹、震撼、敬佩。
他感慨道，杜郎口真是有“天胆”，敢冒牺牲升学率的风险实行这样的教改。这样的教改是对传统教育教学思维模式、方式方法的颠覆，是一场彻底的课堂革命，也是对中国传统教育教学的根本反叛，有这样的勇气，怎能不令人震撼、让人钦敬？
杜郎口能有今天的成功，不算奇迹，崔校长敢于这样做才是奇迹！
这是胆识和气魄的创举！
20世纪40年代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在他的《假如我当老师》一文中这样写道：“我如果当中学教师，决不将我的行业叫做‘教书’，犹如我绝不将学生入学校的事情叫做‘读书’一样。书中积蓄的古人和今人的经验，固然是学生所需要的，但是就学生方面说，重要的在于消化那些经验成为自身的经验，说成‘读书’，便把这个意思抹杀了，好像入学校只须做一些书本上的功夫。因此，说成‘教书’，也便把我当教师的意义抹杀了，好像我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并没有什么分别。我与从前书房里的老先生其实是大有分别的：他们只须教学生把书读通，能够去应考试，取功名，此外没有他们的事；而我呢？却要使学生能做人，能做事，成为健全的公民。”
叶圣陶著名的教育论断是“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他还说：“我想，教任何功课，最终的目的都在于不需要教。假如学生进入这样一种境界：能够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历练，从而获得正确的知识和熟练的能力，岂不是不需要教了吗？而学生所以要学要练，就是为要进入这样的境界。给指点、给讲说，却随时准备少指点、少讲说，最后达到不指点、不讲说。这好比牵着手走却随时准备放手。”
叶圣陶对“不教”的偏爱，表现了他对拓展学生思维、启动学生学习动力的深刻见解，这与赞科夫的“教会学生思考，这对学生来说，是一生中最有价值的本钱”有异曲同工之妙，体现了他“以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观。他衡量优秀教师的一个重要标准是是否善于启发诱导：“故教师之为教，不再全盘授予，而在相机诱导。必令学生运其才智，勤其练习，领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乃为善教者也。”
教育心理学的原理告诉我们，以灌输术语和公式为方式的教育最后结果必将以失败而告终。正确的方法是，诱导学生自由地发挥出天才潜在的能力。对于孩子来说，最佳的诱导方式就是做游戏。孩子在游戏中能学到多少知识，发挥出什么样的能力，是无论如何想象都不过分的。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有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要无限地相信孩子的潜能。”游戏是所有动物的本能，在游戏中，孩子的各种潜能会一一被激发出来，比如绘画游戏、音乐游戏、造型游戏、语言游戏、表演游戏、智力游戏、体育游戏、创造性游戏等等。
如果我们静心地审视我们过去的教育，会发现，我们的教育之所以失败，就在于我们许多家长由于“望子成龙、盼女成凤”心切，而对孩子的期望值太高，强行剥夺了孩子们玩的时间，减少了孩子们玩的内容，而不顾及孩子学习的兴趣、信心和方法，以至于使孩子丧失了学习任何东西的热情。在学校，老师们受各种心理的驱使，对学生一味地教教教、灌灌灌，违背了教育教学的科学方法，这样的教育方式，不使学生们对学习感到索然无味、腻烦透顶才怪。
经济学领域有一个行话叫做“触底反弹”，意思是说，经济活动根据一定情况走向低谷之后便会呈现向上抬头的趋势。
崔其升“绝境”时的一大决断，却无比“巧合”地契合了这些教育大师们的论断！
天意？抑或是人意？
0+45，如同当年红军长征时的“遵义会议”，对杜郎口的教学改革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试想，假如不加以遏止不良的课堂苗头，10+35模式就无法顺利实践下去，又哪里来的教改的成功？也便没有今天的杜郎口，没有今天的崔其升。
0+45刚推出不久，令他没想到的事发生了，一些家长纷纷要给孩子转学，人家说：既然你胡闹，俺管不了，总不能搭上孩子的前途陪你折腾吧？
任凭崔校长怎么解释，人家就是有看法。最后，他只得这样承诺：假如因我搞了改革，影响孩子的升学，有该升学却没有升上的，我负责包赔一切损失。孩子以后回学校复读，所有费用包括食宿在内全免，学校不掏，我自己掏。
末了，他拍着胸脯说：我说话算数，我叫崔其升！
慢慢地，外界风波终于平息了。
崔其升又拎起他的小板凳，腋下夹着笔记本，一头扎进教室里。
阳光斜射在地上，给他剪一个蠕动的影……
改革就是从形式到内容：砸台设“坛”
崔其升是一个惯于思考的人，他一直在想，怎样才能彻底把课堂还给学生，断绝教师想讲的念想？
崔其升偶尔听人讲说美国的课堂民主教学，他脑子里灵光一现受了启发，何不砸掉讲台、搬走讲桌，咱也搞一回课堂“民主”？
崔其升说：杜郎口的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建立课堂的良性“生态”。这回妻子没有反对，经历了课改的波波折折，她明白了丈夫的苦心。她支持说：课堂还给学生，不止限于内容，也包括形式。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没有形式就没有内容！
他们砸讲台撤讲桌的目的，就是要从根本上构建杜郎口民主平等的课堂氛围，把课改进行到底。
崔校长说：讲台是“神台”，讲桌是“霸权”，严格来讲，中国教育的诸多问题就出在讲台上！
不是耸人听闻，更不是哗众取宠，课堂是心灵之约，有讲台和课桌在，就容易滋生垄断和独裁，就无法建立真正的平等、自由、民主、尊重、信任、友善、理解、宽容、亲情和关爱，也无法让学生感受到发自心灵的激励、鞭策、鼓舞、感化、召唤……
从这个意义上，讲台是扼杀心灵的“刑场”，讲桌就是怒放的“罂粟”！
砸讲台、撤讲桌。
说干就干，雷厉风行。
噼噼啪啪，那响声生了翅膀，此起彼伏，飞翔在杜郎口的蓝天之上。
孩子们欢呼雀跃，像迎接自己的节日。
崔其升改变了千百年来学生面对先生的课桌摆放形式。第一次，孩子们新鲜地围坐在一起，心口里的那只小兔子按捺不住地一下一下就要拱出来了。他们相互嘀嘀咕咕，像急切地等待着一场电影的放映，又像等待着大餐开宴。
除了在课堂形式上改革外，他还明文规定：一旦在课堂上发现教师再有讲课现象，除了其本人要接受重罚外，还有一个“株连惩罚”，即讲课老师、班主任、年级主任、学科组长一并捆绑受罚。老师们相互戏称：咱可都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了。
因为别的教师讲课而受“株连”，恐怕杜郎口中学开的是全国教育的先河。
崔校长说：搞的就是一刀切！既然不让讲，那就任何人一律不能讲。0+45，罚人不是目的，封的就是老师的那张“嘴”！罚的就是不长记性！
外语组的老师们找来了，说这个学科有其自身的特点，不讲，孩子们连发音都弄不懂。老崔却仍然坚持不行！
外语老师们没有办法，就悄悄找到崔夫人，高老师也不懂外语，又怕丈夫的“一刀切”影响到教学，就默许他们可以“适当”讲些，还嘱咐他们可千万“警醒”点，别让校长抓住了。
其实对丈夫“一条路走到黑”赌气般的改革、改革，似乎脑子里就没了其他东西，作为妻子，她也无奈，也有一般教师那样的怨言；但作为业务能力拔尖的老师，她担任着杜郎口中学的教学“质量总监”，她又很理解丈夫的良苦用心。就从丈夫当了校长，她除了为他的健康担忧外，也莫名地总替他捏一把汗，她原来是教政治课的，即便是杜郎口中学校不为校的时候，她的课堂成绩也从来没掉出过全县前几名。其实，她和崔校长一样，学校里除了外语，没什么课教不了的。
给外语开了“后门”，她一直忐忑不安，她思谋着，假如0+45能适用其他学科，也一定能使用于英语！她想试一试，抱着这样的想法，她主动请缨，申请担任英语学科组长。
一个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的人，却当了好几年的英语学科组长，这在其他学校似乎听起来是笑话，然而她却做到了，并且一跃成为全县的先进。对于这种“外行领导内行”之举，她笑着对记者解释，她乐于鼓励外语老师们从方法上寻找结合点。她说，不就是语言吗，学语言就得张嘴。她建议他们搞对话表演、搞课本剧、搞英语论坛等，想方设法活跃课堂，调动学生学英语的兴趣。
追忆往事，她现在淡然了很多。
她总结说：大凡一所学校成绩不好，一般会说校风不好、学风不好，校长埋怨老师，老师埋怨校长，很少从自身找原因。平时来杜郎口参观的人不少，她常常能听到老师们这样的议论，说你看人家校长多好。而校长们爱说的却是，你看人家老师多好，学生多听话！也有的外地老师见面就喜欢问，你们杜郎口发多少钱？她觉得这样的“物化归因”看问题太肤浅了。
杜郎口强制推行的0+45课堂模式，从根本上“剥夺”了教师“神圣”的权利，既然教师不讲了，又怎样保障课堂效果？
——搞业务论坛！
他们砸掉的是讲台，设立的是教师论坛。
论坛每周六下午都拿出四个课时，要求每个人都“论”都“谈”，讲一周的收获和教训，反思自己的课堂，总结自己的心得，大则大到纵横捭阖，细就细到和风化雨……
他们用“名师”起步，带动教师的全员发展，既有拜师学艺，也有课堂比武，突出“科研”二字。
茌平县教育局教科所王彦华所长对记者说：“杜郎口经验”从2003年在全县开始全面推广，2004年全市推广，2005年又推向全省，今年又推向了全国，四年迈了四大步，一个乡镇学校创造了中国教育界的奇迹。王所长在总结杜郎口业务论坛一项时说，杜郎口的论坛促成了教师从“教书匠”到科研性专家的飞跃成长。
许多外地来杜郎口参观的老师，也认为这里的教师都是些杂牌军，缺乏其他学校教师的科研能力和理论修为。崔其升对教育最大的贡献，正在于通过业务论坛等一系列手段，将这样一支杂牌军转化成科研性精锐教师队伍！
转换主要是通过教师业务论坛，设立教科室，由业务校长兼任教科室主任，他们还把年级组分别改成教科一、二、三室，全员参与科研性教学。
杜郎口中学的论坛不是校长的一言堂，而是全体老师的群言堂，论坛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课堂上的体会、感悟、反思、教训，以学科组为单位，叫“自由论坛”。第二种是针对近期时间段内发生的一些现象、一些问题，有针对性地加以讨论、分析。比如听课之后对老师上课的课评，要求必须是一针见血。一开始被批评的老师脸上难免挂不住，不高兴，论坛就针对这种现象，提出如何看待提不足的问题。又比如学生为什么课堂发言不精彩，论坛也有专门的讨论。杜郎口学习洋思经验，他们结合自身，推出学洋思有感的专题论坛，等等，这类论坛叫“主题论坛”。
论坛评课针对问题较多的老师而设，一般情况是由学科主任决定先让当事人停课，令其反思、学习，有了认识再去听别的老师的课，然后再准其上课，由考评组再对其听课、评课，直至过关。这不是惩罚，而是督促发展。崔校长说：用发展的鞭子赶着他，不允许一个老师掉队；发展是教师最大的福利，严格是对教师最大的关爱。
“说课”，也是教师业务能力提升很重要的一个途径，选择“课力”较弱的老师，或者任意抽选某位老师，在上课前说课。每周各学科还要举行公开课，找比较好的、进步大的来做公开展示。
崔校长对记者说：教师是学校的第一资源，科研是第一生产力，特色是学校的风景线。
像杨铃燕这样的青年教师，为什么四个月就会脱胎换骨成为专家名师？外界可能质疑，其实说起来很简单，就是解决了一个转型和认识问题，老师本身都有成长的愿望，都有获取成功的愿望，校长就是唤醒和引领这种愿望。这里面有太多的对比，转变才产生效果，为什么有些地方的教师教来教去却成了“匠人”？就是缺乏校长的引领。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团队也是这样，没有好的引领就不会有发展，当然也不会有进步。
农村不代表封闭，杂牌军不一定没素质，原生态不代表不发展，关键是把教师的才能转化为动力！
杜郎口的0+45堪称一石二鸟之计，既遏止了教师的“讲”，促进了课堂教育生态的优化生成，又提升了教师的专业素养。
崔校长开玩笑地说：与那些大医院的大专家比，我们是赤着脚丫子的乡村郎中。杜郎口貌似毫无道理的“土方子”，虽然带着泥土味，或许经不起专家论证，却药效奇崛，专治“久治不愈”。
领导就得有领导的样子
一系列课改猛药，虽迭遭阻力，但在崔其升的执意坚持下，终获通行，并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渐渐地，他的权威感树立起来，再推行什么“新政”也容易多了。有的老师甚至说：校长认准的，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谁让人家认得就是“准”呢！这样的话传到崔其升的耳朵里，却引起他极大的警惕。他明白，用校长的权力来推动课改是一回事，但是让老师误认为他凡事都自作主张，缺乏决策民主则是另一回事。更何况，他反对的是教学中老师的“一言堂”，又怎能在工作中推行校长的“一言堂”呢？
他召集校领导开碰头会，在会上他借用西点军校的一句名言告诫大家，说领导就是明确组织目标，并教导和激励下属实现组织的目标的人，而不单单是监督、监控和监管自己的下属。他还说领导是有情的，管理是无情的，制度是绝情的。
当一个好校长，要大气，小胜凭智，大胜靠德！校长无德，再有手腕和点子也做不成大事，校长无德，整个团队就会离心离德，就会私欲膨胀，就会乱如散沙。
在日常工作的开展中，崔其升又总结概括出了杜郎口中学的领导所必须具备的“四有”、“八性”。
“四有”第一要有品格。品格就是诚实、善良、公正、勇敢、毅力和意志，良好品格的内涵就是美德。一个具有美德的人，是一个快乐幸福的人。做一个快乐而幸福的人，做一个能唤醒良知的人。杜郎口中学要求自己的领导班子，事事处处应该走在别人前面，肯于付出也敢于付出，要有工作热情，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勇。
第二有思路。做事要有创造性的工作思路，不拘古、不泥人，要敢为天下先。
第三个有“本钱”。本钱是指“资格”，领导必须是佼佼者，领导离不开课堂，因而上课也要是佼佼者，是佼佼者才有本钱领导别人，杜郎口的领导班子全部上课，不脱离教学一线。
第四是要有力度。要一视同仁,工作上不打折扣，不讲条件，指定的事必须保质保量地完成，比如课堂达不到要求的该停课的就要停，领导不能和稀泥。
“八性”原则包括：自觉性，要胜任工作中的多种角色，我就是学校、学校就是我，工作不能靠查、压、催，而应是发自内心的需要，这是最宝贵的，任何事情不应该有功利思想。责任性，为人应该有高度负责的精神，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负责任就有责任，不能屁股决定脑袋。示范性，自己的行为举动、工作业绩、创新成果、工作方法、工作态度都应该是典范、是榜样，要以身作则，不允许任何人平平淡淡。育人性，身教甚于言教，思想品格的影响、语言的感化、情感的融合比说教更有说服力，从小事抓起、从细节入手，事事规范。开创性，工作要有思路，能尽情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确立自己个性化的、创新化的工作方式，具有统筹安排、协调的能力。转变性也叫求变性，任何事情都有不足，应注意查缺补漏，完善提高，力求转变，追求进步，与时俱进，“不怕不成功就怕没信心”。持久性，应有更高的教学质量观，要稳步提升，力求芝麻开花节节高。原则性，要互助团结，要讲制度，讲落实，不讲人情。
杜郎口中学领导干部的“八性”可概括为八个字：责任、自律、向上、落实。
随着杜郎口在全国的名气越来越响，崔校长感到压力越来越大，他自比骑虎难下。其实从改革初期他就是这样选择的，对于他和杜郎口中学来说，改革就是自古华山一条路。改革没有尽头，完善才是根本。因而，他更多的是把精力投入到寻找工作的不足上。唯有找到不足，才有发展的空间。
崔校长在班子会上说：领导不是为了政治地位，不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搞特权，是锻炼自己，求的是精神的享受、心灵的慰藉，不然就会使自己束缚手脚，自讨没趣。只要不受利益的驱动，干出了成绩就会自然而然地有所回报。他还要求学校所有领导干部要从高度上认识杜郎口的改革，杜郎口“革命”不仅是一己一校的成败，其实践意义还在于以自己的探索给所有立志中国教育改革的人以信心，以激励。
校长，我就想叫你一声爸
杜郎口由“乱”到“治”，再由“治”到“改”，体现出的是崔其升的果决。在杜郎口中学，老师们都敬畏他，一致评价他是个好人，只是脾气不太好，遇事认真严谨，难得通融。然而，铁汉自有柔情的一面，在对待学生上，他是出了名的好脾气，他爱他的学生。
几乎所有的学生遇见他，他都是笑脸相迎，热情地和孩子们打着招呼，甚至偶尔会和他们开个玩笑，摸摸他们的头，或者拍拍肩膀什么的。学校里一千多个孩子，很多他能叫上名来。
每天上完夜课，崔其升都是最后一个离开。每次离开之前，他都习惯绕着校园转一圈，看看教室的门锁了没有，窗子忘关没有，孩子们睡着没有、睡得怎样……学校地处旷野，又有那么多孩子住校，他是真不放心呢。
有一晚，他赶着写一份听课感想，在办公室熬到接近十一点才离开。他先绕着操场走了一圈，突然发现有个溜达的人影，崔校长走过去叫一声，是个女生。她痛苦地抱着肚子，慢慢蹲在地上，声音颤抖。崔校长关切地问她怎么了，她回答说肚子疼。原来她是因为疼得忍不住，又担心影响同宿舍其他人的休息，才走出来溜达的。
崔校长扶住她说：“先跟我回家，兴许家里有药，吃了药我送你去医院。”女同学感激地跟着校长回家了。高老师看见丈夫领着一个一头虚汗、脸色蜡黄的女生，唬得手忙脚乱，赶紧扒拉着找药让她服了。果然轻了许多，女生渐渐缓过劲来，支撑着要回宿舍，崔校长安慰她：“别忙，既然不想去医院，那就等一会儿再说，要不我和你高老师都不放心。”
女生禁不住哭了，高老师一个劲地劝慰她，和她聊些家常，略微知晓了她的基本情况。二十分钟过去了，女生明显地好了，坚持着告辞，崔校长一路嘱咐着，又把她送回宿舍。第二天一早，等着学生们起了床，崔校长又去宿舍看望她。
由于家庭的原因，那女孩子初中毕业后没再继续升学，而是参加了工作。某一天，崔校长突然收到了一封信，竟然是她写来的，事情过去了一年多，他其实早已忘记了这事，亏她还牢牢记得，崔校长觉得心里暖和。
这个叫袁丽丽的女同学一再表示，那晚的事让她常常在不经意里回忆起来，每当她想起自己的校长和师母，心里就盈满了深深的感动。她在信里说：“我真后悔那晚为什么竟不好意思当面叫你一声爸爸，现在我可以叫你一声爸吗？”她还说：“其实自己每次回忆起来，都会在心底轻轻叫你一声‘校长爸爸’。”
还有个叫刘萍的孩子，母亲是四川人，父亲总爱喝酒，母亲在她两岁时终于忍受不住丈夫的暴虐偷偷跑了。自从母亲舍弃她而去，父亲变得更是酗酒无度，每次喝完都大耍酒风，惹得四邻八舍不得安宁。后来，混不下去的父亲也跑了，刘萍只得跟着自己的大爷过日子。一次学校组织看电影，崔其升正巧和刘萍坐在一起。农村学校毕竟和城里没法比，看电影对孩子们来说，仍是难得的娱乐。其实每次学校组织看电影，崔校长都会陪着孩子看，他的目的是能和孩子们聊一聊，了解他们的心声。通过这场电影，刘萍和校长成了朋友，他知道她特殊的家境，对她格外的关心，她交不起学费，他就替她拿，甚至连她在校的生活费都是老崔出的。刘萍自小体弱多病，一到冬天就冻脚，严重时连路都不能走，崔其升就嘱咐高老师，领她每天回家烧热水泡脚，并买了棉鞋给她。刘萍说：“校长和高老师虽然不是亲生父母，但从我内心里感受他们比我亲生父母还亲。”
学校规定老师们必须说普通话，领导们要首先带头。在一般农村学校，让老师们改掉乡音，改说“蛮话”，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本来学校规定四十岁以上的老师可以例外，可崔校长的夫人高老师觉得，既然学校规定了，自己这个课堂“质量总监”就要带头执行。她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用普通话讲课的情景，她一进教室，就撇腔拿调地对学生宣布:“我也要改说普通话了，可我不会说，就请同学们帮助我。”
她说连她自己都觉得自己的普通话寒碜人，开始说的时候浑身很别扭，可孩子们却鼓励她，说老师你说得很好，继续。
高老师喜欢和学生打赌，学校的所有人都知道高老师每次又逢赌必输，许多老师都跟她学会了和学生打赌，甚至连崔校长都跟着和孩子们打。
最早开始打赌，赌的是考试名次。有一次快到考试的时候，有个学生悄悄对高老师说：“这次要拿个年级第一名，你信不？”高老师笑着说：“不信，你能拿第三就不赖。”那个同学一听急了，说：“老师咱打赌吧？”高老师说可以，两个人郑重其事地把“赌”写在本子上，同桌的孩子见了说：“我也打。”就又有几个孩子响应，争相和她打，她笑着说：“老师的工资也不高，都打我怕出不起呢。”她接着掏出一百块钱说，“我打你们中的五个人的，我输了一人二十块钱。”她挑了五个人，又相继立了“君子状”，其实孩子们不知道，老师选的恰恰是那些学习有困难、又渴望进步的孩子。
有个叫庞广的学生，突然失踪了一整天，到了晚上才回到学校，高老师找到他，并没有大发雷霆，而是悄悄问他干什么去了，这个孩子躲闪着就是不回答，她不再勉强。后来又遇见他，她再问，他还是不答。连续问了三次，他才说：“我就是想出去散散心。”高老师说：“散心也不能耽误了学习呀。”他给高老师打赌，说:“你放心我保证考班级前20名。”考完之后的某一天，他碰见了高老师，打了招呼走过去，又突然折回来，对老师说：“我目标实现了。”高老师握着他的手说：“我太高兴了，你想要什么？”他回答说什么也不要。又过几天，高老师碰见了他，再问想要什么，他说：“我就要个新书包吧。”
偶尔也有孩子们输的时候，高老师就让他们买几块糖吃，她吃着糖对输了的孩子们说：“还敢不敢赢老师？敢，就再打。”孩子们握着拳头说：“敢！”
崔校长也给学生打过赌。第一次打赌，他输了两只烧鸡。那是几年前，他给几个聪明调皮却又自制力不强的孩子打赌，激将他们“一定考不好”，结果他输了，他问几个胜利者想要什么，没想到几个调皮蛋眨巴着眼说：“校长，我们就想吃烧鸡。”
在学校里，孩子们都知道校长热心，重感情，好说话，所以这些农村孩子确实遇到经济困难时，往往不是告诉班主任，而是直接找校长。假如校长不在，他们会写张纸条，悄悄从门缝里塞进去。这让崔校长养成了个习惯，每次开门，他都会仔细看看门里面有没有纸条，他怕自己会粗心，一不注意就会冷淡了一颗期待的心。
有个叫张志军的孩子，父亲在南方打工时出了工伤事故丢了一只胳膊，家境异常困难。张志军近视需要买个眼镜，家里实在没钱买，他思量了很久，踌躇着用纸条向校长“求援”，纸条上写着：“校长我要借你五十块钱，等我以后考上大学，挣了钱再还给你。”崔校长二话没说，拿了五十块钱“借”给了他。崔校长说区区五十块钱，但可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一辈子。这个孩子后来果然考上了大学，而且还同样成了一个教师！他写了很多信给自己的校长，他说：我从您身上“借”到的、学到的、得到的，现在要加倍“还”给我的学生。
2005年暑假，崔校长原来教过的一个叫史美华的学生，知道老师有严重的糖尿病，给他寄来自己搜集来的十几种偏方，后来她还不放心，又亲自跑来看望自己的老师，可惜因为崔校长去外地开会，她没能见到。
其实当校长的这些年里，尽管开始改革时闹得风生水起，但学生们一直敬重自己的校长，深深喜爱着自己的校长。每当放假时节，都有好多毕业的学生前来看他。杜郎口“四街”的学生，只要碰见他，都亲热得不得了。
记者在采访的过程中，有个老大娘来校长办公室指名找崔校长，崔校长去县里参加图书竞标去了，有人叫来了高老师。老大娘说自己的孙女该交学费了，孩子没娘，父亲出去打工了，老太太说着就唏嘘抽泣起来。高老师掏出三百块钱给了她，老人捏着钱，抹着泪，念叨着走了。
崔校长算过一笔账，这些年他们夫妻每年怎么着也得“借”出去一千、两千的，这对经济并不宽裕的他们是笔不小的负担。高老师说，老崔每次出外开会，都尽可能不在外面吃饭，硬撑着回家来吃，图的就是节约时间，还连带着能省那点饭钱。
崔其升从来是烟酒不沾，除了教书，没有别的爱好。这么多年，他从来没进过一次咖啡馆和歌舞厅，下馆子的时候倒是有，但匆匆地举了白开水给人家碰杯，三下五除二吃完，抹了嘴就走，时间长了，也没谁乐意叫他，叫他去喝酒，败兴！他也乐得高兴，似乎赚了个很大的便宜。
农村学校经济条件差，能省的一定要省，去年学校建操场，那么大的地，硬是老师们自己动手平整出来的。校园里的每一条砖路，也都是他们一块块铺成的。
高老师对记者讲，因为焊接自行车棚，崔校长被焊条打花了眼，她听说用奶水洗了管用，替他借了奶水。可洗了几遍仍然不好，只得去医院检查，才知道眼睛里迸进了铁屑。那阵子崔校长总戴着墨镜，孩子们都善意地取笑他，说他看起来就像“特务”。他笑着说：校长就是执行“育人教书”这个“特殊任务”的，简称“特务”也行。
杜郎口中学这几年声名鹊起，赢得了社会莫大的敬重，虽然学校工资依旧很低，可老师们出门，腰杆子直起来了，他们觉得做一个“杜郎口人”光荣，那不是钱能买得来的，就连从乡村招来的那些门卫们，都跑去给校长要校徽。
别上校徽的门卫们，走起路来挺着胸，也一副“杜郎口姿势”。
对话崔其升
提问人：《中国教师报》记者茅卫东、李炳亭
问：崔校长，这几天我与一些来参观学习的老师交流，有一种看法，说杜郎口中学名气这么大，无非是应试搞得好，比如学校各种考试很多，周考、月考、期中、期末，中间还穿插抽考等等，你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答：是，是这样，这是没办法。我们开放课堂，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的发展，绕不来升学率问题。2006年中考，假如我们考得好还好说，一旦中游以下，我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杜郎口这几年声势这么大，根基就是升学率搞得好，能在全县叫响。
问：人们都称杜郎口的教改为“杜郎口模式”，假如从学生全面发展的角度评价，杜郎口模式还能说是优秀的吗？
答：与其他学校相比，我们的课堂教学改革更扎实、彻底，解决了一个本质性的问题，那就是学生由被动学习转变为自主学习。
从学生全面发展来说，我们的课堂教学也是优秀的，是非常有价值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的课堂把更多的机会让给孩子，让他们勇敢探索，让他们积极表现、参与，任何一个学生说错了、讲错了都不会被讽刺、挖苦、呵斥，不扼杀学生的创造意识。学生在课堂上积极思考，大胆发言，培养了自信、合作精神，这对学生的一生都很重要。
问：你们的理念是“快乐学习，幸福成长”，又说让“学生动起来，课堂活起来，效果好起来”，是不是代表了杜郎口中学这几年课堂教学改革的一个浓缩？
答：是的。我们把课堂教学由传统的教师讲授为主转变学生自主学习，坚定不移地把课堂还给学生，彻底消除了教师满堂灌现象。学生自主地、快乐地学习，在学习中体验到生命的价值；在快乐自主的学习过程中，也形成了健全的人格和个性，这就是我们成功之所在。
问：听说很多人对你的改革表示质疑，认为无非是作秀，教师累、学生累，你自己也累。
答：应该说，我们搞教育的，想干点正事不容易，也应该准许别人存疑甚至质疑。中国爱作秀的人太多，所以才有人觉得我们也在作秀。实际上，我们是累，但累的是身体，快乐的是心，因为我们就这样一直默默做了八年了。杜郎口出名是最近的事，也是必然的事，成功了想不出名都难，但只要对中国教育有利，对学生一生的发展有利，莫管别人怎样议论，我们只会坚守，去不断完善自己。
问：你这段话说得很悲壮？
答：有些事是我左右不了的。相比当初，我现在很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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